現在4G時代已經開啟，對于三家運營商和整個通信業來說，原有的平衡狀態必將被打破。從三家運營商角度來說，變局的因素不少：現在發的只是TD-LTE牌照，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青睞的FDD牌照何時發，這很大程度影響著三家運營商在4G競爭上的格局；放眼國際，TD-LTE到底能有多少追隨者，是否有重量級國際運營商的加入，對整個TD-LTE產業鏈的影響至關重要，決定了是否能擺脫TD-SCDMA那般尷尬局面。

 

從整個通信業發展的宏觀角度來說，4G上馬后，逼迫運營商在流量經營的盈利模式上進行探索，打破流量剪刀差成為命題作文。如果能探索成功，對于整個通信業來說，將使持續了近百年的語音經營模式過渡到數據經營模式，這是變局、挑戰，也是通信業發展的轉機。

 

環境

 

4G已經發牌，開啟了我國通信業的新時代。4G的發牌，有國內大背景因素，也有國際大環境因素，無論是從促進信息消費的角度出發，還是從FDD、TD-LTE兩強相爭的角度看待，晚發不如早發，所幸工信部沒有“食言”。

 

政策環境：信息消費被寄以厚望 4G擔重任

 

歷史總是相似的，在3G發牌和4G發牌的背后，有著相類似的背景。

 

原工信部部長李毅中在2013年兩會期間，“揭秘”了3G發牌的內幕。2008年12月25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給李毅中打來電話，說3G牌照要馬上發。按照原計劃，3G牌照是在2009年兩會后發。3G牌照的提前發放屬于應對當時全球經濟危機的措施，李毅中回顧的時候稱，三家電信運營商拿出2000億的自有資金就可以拉動6000億的投入，這對應對危機能起重大作用。

 

時間的車輪行至2013年，我國經濟面臨著外部市場低迷，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復雜局面。國內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內需拉動，但是汽車、房地產等以往消費熱點受到多種因素影響，已處于下滑或發展困難的狀態。這種情況下，必須找到引領消費、擴大內需、提振經濟的新動力，這種背景下，1元消費能拉動3.38元內需而且能降低能耗、物耗的信息消費被寄以厚望。

 

4G則被認為是促進信息消費的重要手段，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工信部部長苗圩曾在多個場合表示“2013年內發放4G牌照”，同時“促進信息消費，拉動國內有效需求，推動經濟轉型升級”。

 

“從中長期而言，4G牌照發放將帶來信息消費加速的拐點。”齊魯證券研究報告認為，信息消費主要包括終端消費、內容消費和信息服務，4G網絡升級勢必導致智能終端換機周期縮短。

 

由于受到移動帶寬的限制，中國高帶寬移動應用市場發展緩慢。隨著4G業務正式商用，理論上可以為用戶提供高達100Mbps的下載速率，可以有效突破帶寬的限制，從而為中國高帶寬移動應用市場的發展奠定基礎。

 

4G發牌將拉動整個LTE產業鏈和千億級投資，起到的間接投資促進作用更是不可估量，而且會促進國內移動互聯網的大發展，也會促進傳統產業的發展。

 

產業鏈環境：手機廠商熱情涌動 芯片仍是短期短板

 

此前中國移動在一些地方招募友好用戶進行4G體驗時，TD-LTE終端仍然以上網卡、MiFi、CPE等設備為主，手機終端仍處于缺乏狀態，這被認為是TD-LTE相對于FDD的最大短板之一。國內4G牌照發放后，這一問題仍不能一朝一夕間解決。

 

4G發牌后，中國移動旋即和蘋果達成合作，蘋果手機將支持中國移動的3G和4G網絡，三星、索尼等也第一時間發布了新品，國內廠商也推出一些4G手機。但4G手機的種類仍不能稱作豐富，中國移動2013年底前具備銷售能力的4G手機終端在10到20款之間，而且，這些手機均價格不菲，其中4000元以上的高端機有不少款。

 

手機中國聯盟秘書長王艷輝向記者表示，說到底，手機產業的更新是由芯片廠商所推動的。從目前來看，除了高通等少數幾個芯片廠商已經可以提供4G手機的解決方案，其他像聯發科、展訊等傳統芯片巨頭廠商都還沒有成熟的解決方案，所以，他認為“至少要到2014年下半年，這些4G的產業鏈才會趨向成熟。由于芯片廠商還沒準備好，因此4G手機本身的性價比也就不可能那么快顯現出來。”

 

這與此前中國移動堅持“五模十頻”的硬指標有一定關系，至4G發牌前，能夠提供“五模十頻”芯片的廠商并不多，其中高通獨占8成份額。而供應商少，芯片價格居高，這導致4G手機選擇面小，價格較為昂貴。如果要符合“五模十頻”，仍有不少手機廠商擔心要向高通繳納專利費。

 

中國移動在近期發布的2014年《TD定制終端產品白皮書》稱，明年欲銷售1億部4G終端，要達到這一目標，中國移動必須繼續擴大4G手機品類，增加4G千元智能機等的比例。在此背景下，有跡象顯示中國移動對 “五模十頻”的硬要求有所放松，據稱2014年初會引入“三模”產品。業界認為這是降低門檻，讓更多芯片廠商參與進來。

 

除了中國移動，近期中國電信、中國聯通與終端廠商的合作也比此前更為密集。據稱，中國電信的4G終端將能兼容TD-LTE/FDD、CDMA2000和GSM，是真正的“全模全頻”，中國電信2014年4G手機銷售目標是2000萬部。

 

現在，各手機廠家已紛紛表露出在4G手機上的雄心壯志。vivo智能手機戰略規劃部相關人士向《IT時報》記者表示，“原來，我們的計劃是在2014年6月份全面啟動4G手機切換，但現在看來，至少要提前一個季度。我們會在今年春節前將主力產品都切換至4G，到明年春節，我們的產品線95%以上將全都是4G產品。”

 

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國內廠家在4G手機上的搶占先機的心態。比如酷派已經一口氣推出了涵蓋高中低端的多款4G機型；中興表示明年將推自主4G芯片手機，在4G手機方面，預計將占其國內總出貨量的30%，中興通訊將在2014年把70%的研發資源投入到LTE產品研發中；華為終端方面則希望自己在4G時代能“實現彎道超車”。

 

國際環境：LTE-A剛露頭角 5G又呼之欲出

 

3G時代，TD-SCDMA雖然是國際標準，但是因為自身成熟度原因，致使起步太晚，使得在國際上毫無發言權，完全被WCDMA和CDMA2000壓住風頭。

 

現在在國際上，美國、日本、韓國、歐盟等發達國家或地區的4G LTE已經商用了三年左右時間。這也是促使國內4G，尤其TD-LTE的發牌盡早地提前，否則再拖沓下去，TD-LTE有可能重蹈TD-SCDMA的覆轍。

 

美國是目前國際上4G覆蓋最廣、用戶最多的國家。目前美國共有十余家4G運營商，其中包括四大主流運營商：Verizon、AT&T、Sprint、T-Mobile。

 

Verizon被視為全球4G運營商的樣板，現在國際上不少運營商都在汲取Verizon在4G上的發展策略。Verizon對于發展LTE非常專注，早些年就投入巨資購買了優質頻譜，在4G網絡建設大干快上，而不是“小步慢跑”，在4G資費定價上，用比3G更優惠的資費吸引用戶轉向4G。在國內，中國電信和Verizon背景相似，都是CDMA網絡運營商，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中國電信在4G運作上也是以Verizon作為對標。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韓國，短短兩三年時間，韓國的4G發展呈現出全面替代3G之勢，2013年底，韓國LTE用戶比重已經突破50%，預計2015年韓國LTE用戶比重將達到91.6%。就是4G LTE發展如火如荼之時，韓國的三家主流運營商SK、KT和LG U+又不約而同地推出LTE-A的商用服務，LTE-A網絡下載速度最高可達到150Mbps，比LTE高出50%。韓國通信技術的升級換代頗令人吃驚，據韓媒報道，韓國未來創造科學部正在制定“5G移動通信促進戰略”，在2015年之前實現pre-5G技術，在2018年嘗試提供5G服務，2020年5G服務將正式商用。韓國未來創造科學部表示，將與其他國家進行合作，共同進行研究開發，使5G通信技術盡早達到國際化標準。

 

縱觀國際風云變化，國內4G商用的節奏需要加快步伐跟進，也應該思考，投資和技術升級換代越來越頻繁之間的平衡關系。

 

變局

 

4G發牌只是開始，未來還有很多因素影響到國內4G發展的前景和市場格局：4G資費該如何定價？高了，消費者不樂意，4G發展進程自然緩慢，低了，運營商的利益又該如何保證；FDD牌照何時發？發牌過晚，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不樂意，會讓電信市場失衡。FDD發牌過早，TD-LTE的搶跑就顯得沒有意義，保護國產4G的發展也就無從談起。

 

變局一：4G資費高低影響用戶接受度

 

當前將4G商用的國內運營商只有中國移動。不過其資費面世后就引起消費者對“高價”的質疑。

 

近期有人算了這樣一筆賬：只計算4G流量業務，有流量限制的美國運營商Verizon的4G網絡套餐最貴資費大約相當于每GB流量30美元。而在國內最便宜的廣東移動4G資費相當于每GB流量53.3元人民幣。再按照4G資費在月平均工資中的占比來算，則占國內城鎮單位在崗人員月平均工資的1.5%，卻只占美國人月平均工資的0.79%。于是得出“中國的4G套餐資費幾乎比美國貴一倍”之結論。

 

記者采訪業界專家認為，這種談收入支出比的計算方法，缺乏考慮兩國宏觀環境、4G發展階段、套餐內容等的綜合狀況，得出的結論非常不嚴謹。4G資費仍應以國內市場的需求和消費者日后的接受度來判斷。

 

但在眾多普通消費者看來，目前對4G資費的感知仍是偏貴。工信部近期也表態稱，當前4G資費確實偏高，4G業務應實行市場調節價。

 

電信業專家陳志剛認為，市場競爭導致4G價格下降是當然的趨勢，不過當前中國電信、中國聯通的4G業務還未正式商用，因此當前時間節點上，中國移動的4G套餐屬稀缺資源，所以不太會一開始就定價太低：“當前采用的定價，主要功能是篩選用戶，讓那部分愿意‘嘗鮮’、本身可貢獻更多收入的用戶群先建立起來。”

 

至于何時會引發較明顯的4G資費下降，他認為2014年也未必會形成太明顯的變動。因為按照工信部“2014年底4G用戶有望達到3000萬”的預期，屆時國內4G用戶的總量仍然偏小：“運營商為4G投入了幾千億，在這樣的用戶量級別，資費下降不會太狠。”他認為，明顯拉動4G資費價格杠桿的時間點至少在三大運營商的網絡能覆蓋全國一半以上省會城市、直轄市的基礎上。

 

變局二：套餐設計考驗運營商智慧

 

用戶的抱怨，還是起到了作用。近期中國移動的省公司在最初的4G資費基礎上，作出了一些不同的調整動作。例如北京移動采取了加贈流量的做法，用戶辦理128元的套餐，每月可使用的數據流量達1.6G，另外首月加贈500M。陳志剛認為這確是“變相下調”，主要原因是用戶從心理上對4G流量的消耗速度沒有把握，通過加贈以打消其心理顧慮。

 

而廣東移動則采取了 “雙 頂”策略，在達到 頂值時，廣東移動將自動實施流量保護措施，超出的流量不收取任何費用，在用戶上網費用達到500元(或流量達到15G)的 頂值等多個節點，廣東移動都會通過短信定期進行提醒。

 

對此問題，野村綜研(上海)電信行業研究副總監陶旭駿表示，“天價流量費”是在3G時代就曾出現的問題。而廣東移動的這些舉措沿襲了其在中國移動的省公司中帶有靈活風氣的特點。

 

陶旭駿認為這種模式借鑒了日本運營商的模式，在4G時代表現出比3G時代更多的靈活性。日本運營商在最新的4G資費策略上，從以往流量不 頂、資費 頂的形態上，朝流量 頂、超過部分降速到3G的方式來制定，這樣避免了無限制流量帶來的網絡質量下降、ARPU值無法提升等問題。

 

據日本運營商的估計，最終4G業務有望使數據流量的增長達到10~18倍。但總體的價格卻不可能呈同比增長。從國外運營商的做法來看，鼓勵顧客選擇流量含量較高的高檔套餐，使單價水平下降，是一種常見方式。當前日本運營商如NTT Docomo的4G套餐流量部分基本按照5~7 G來提供，總體上價格則沒有比3G提高太多。4G時代，從國外運營商的做法來看，鼓勵顧客選擇流量含量較高的高檔套餐，而流量的單價水平下降，是比較常見的。

 

4G市場競爭時，運營商必須讓用戶用上比3G時代“更放心”的套餐。在套餐設計方面如何兼顧投資回報和市場拓展，比3G時代更考驗著運營商的智慧。

 

變局三：FDD牌照發放時間成謎 三家運營商暗自備戰

 

2013年12月4日，工信部發放了TD-LTE 4G牌照，這實際上僅對中國移動有利。而中國電信、中國聯通期盼的FDD牌照何時會發，工信部并未明確表態，只籠統表示：“將在條件成熟后，發放FDD牌照。”這為今后4G市場格局的變化埋下了伏筆。

 

中國聯通、中國電信傾向于采用TD-LTE和FDD的融合組網方式(以FDD為主)。而這種FDD和TD-LTE混合組網的方式，在齊魯證券看來，將帶來網絡管理、網絡切換、配合兼容等問題，這勢必會提升運營商的運營成本，降低經營效率。齊魯證券表示“擔憂”：“如果2014年FDD牌照延遲發放，有可能導致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對4G投資進程不達預期。”

 

無論是聯通還是電信，如果坐等FDD發牌，那么很可能延誤或失去4G市場，重蹈中移動3G覆轍；如果冒險調整戰略，押注TD，將背負沉重的成本壓力和建設周期。

 

FDD牌照到底何時會發？“如果FDD發牌過晚，會打破目前國內移動通信市場的平衡，導致中國移動重新一家獨大的局面。”業內專家程德杰說。

 

“至少留半年時間給TD-LTE然后再發FDD，不然先發TD-LTE沒有意義。”陶旭駿預計，FDD發牌在2014年下半年，“給TD-LTE產業鏈留足窗口時間，但也不會給太多時間，TD-LTE產業鏈成熟至少要3年時間。”

 

程德杰根據目前形勢預計，FDD可能在TD-LTE發牌后1年左右發牌，“最早不超過半年，最晚不超兩年。”

 

具體到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這兩家運營商，其受FDD牌照發放時間的影響也不盡相同。聯通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按照規劃，中國聯通希望將WCDMA全網升級到42Mbps，也就是全網引入DC-HSPA。DC-HSPA是3G WCDMA的升級技術，在用戶體驗上接近4G，這被視作是聯通的擋箭牌。

 

但是中國聯通也應該警惕，這種做法有一定的危險性。三年前，Verizon大規模部署4G網絡時，AT&T和T-Mobile亦未及時跟進，而是將3G網絡升級至DC-HSPA+42Mbps，并將HSPA+采用混淆概念的方式稱為4G。但最終因用戶體驗不佳而造成用戶份額快速下降，如今Verizon市場份額約為34%，AT&T和T-Mobile則約為27%和12%。

 

中國移動也面臨挑戰，目前在全球商用的LTE網絡中，TD-LTE網絡占極少數，如何盡快推進TD-LTE的國際化進程，壯大整個產業鏈的實力，是中國移動必然要解決的問題。

 

后三中全會的轉機

 

未來數年，通信業可能會形成怎樣的格局、態勢？這不僅和4G有關，也和2013年10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相關。

 

運營商要過一段時間苦日子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簡稱《決定》)中提及：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提到30%。

 

2008年國資委開始向央企征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上繳紅利的比例起初定為5%、10%兩檔。后來比例均提升了5個百分點。未來要提升到30%的上繳比例，對于目前盈利能力下滑的運營商來說，是個大考驗。

 

紅利上繳比例提升的影響不會那么快發生，而“營改增”的稅制改革影響則是盡在眼前。電信業很可能從2014年4月開始被納入到“營改增”試點，如果采用11%的稅率，三大運營商的利潤將大幅下降，稅負明顯上升。而且“營改增”后涉及抵扣環節計征復雜，對運營商的財務管理水平以及經營運作模式都將是重大考驗。

 

以上只是外部影響因素。對于運營商來說，2014年通信業投資超過3500億元，其中4G投資達到1000億元。這會使得運營商的資本開始大大增加，最近兩年的日子會過得緊巴巴。即使是投資最少的中國聯通，2014年的4G投資也在百億元左右，而根據其2013年前三季度財報顯示，凈利潤只有27.8億元，盈利和資本開支增加之間的差距明顯。4G必然會使三家運營商在財報數據上變得難看。

 

數據流量盈利模式將成運營商主選

 

業界專家認為，盈利模式從語音傳統業務向數據流量遷移，將是運營商在4G時代的主要選擇。當前語音業務收入下降已是全球運營商共同面臨的問題，必須用流量收入進行補充。

 

對于流量需求的認知問題，在某網站關于中國移動4G流量套餐夠不夠用的調查中，有約55.5%的網友表示“不適用，我不需要那么多流量”，但從國際上其他國家的4G業務發展經驗來看，4G帶來數據流量的提升是顯著的。

 

如何做好流量的精細運營？對運營商來說要細細考量。4G時代流量單價下降或成為趨勢，單純“賣”流量模式已被國外一些運營商證明不可行，這對國內運營商提出更高要求。4G的優越性將體現在豐富的應用和增值服務上。

 

陳志剛認為，帶動國內4G流量的主要應用是否像韓國那樣是高清視頻還不好說，但預估后向付費的業務會多一些。他認為4G時代運營商和OTT的合作形態更開放，是一種趨勢，例如一些互聯網公司或會向運營商購買4G流量，從而為用戶提供更好的服務體驗。而運營商與互聯網公司的合作，或會誕生更多差異化。

 

真正的均衡局面或會來臨

 

業內專家程德杰認為，在4G時代，運營商之間的數據業務競爭將進一步加劇，三分天下的格局將真正形成。

 

在3G時代，三家運營商在移動用戶新增市場上基本打成了平手。但是從營業收入，尤其是凈利潤的絕對值上來看，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遠不及中國移動。中國移動在2G時代奠定了自己的王者地位，即使在3G時代拿了一手“爛牌”，仍能憑借其之前發展來的龐大用戶群，從語音業務上獲得巨額利潤。語音業務撐起了中國移動的一片天，是現金奶牛。

 

不過在3G時代，OTT業務開始對中國移動的傳統業務沖擊巨大，去年上半年以來，中國移動語音收入增長明顯放緩。而在4G時代開啟后，移動終端上網更快，OTT業務對傳統語音和短信業務的侵蝕、沖擊作用會比3G時代更加明顯。在這種大勢下，語音和短信收入對中國移動的收入貢獻會明顯下降，而其龐大的GSM網絡或許會成為累贅，這使得中國移動的用戶規模優勢將不再顯著。如果說，以前中國移動和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之間是大塊頭和小個子之間的較量，那么在4G時代，競爭會是同等體量級的，誰的具有大流量移動數據消費習慣的移動寬帶用戶規模更大，誰的勝出可能性就更高。

 

程德杰認為，也許中國移動憑借TD-LTE的先發優勢，仍能夠繼續領先，但其目前在電信市場上收入和利潤的壓倒性優勢將不復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