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四年的電改，電力系統仍舊面臨若干體制方面的重大隱憂。改革再出發，需要進一步回歸聚焦體制改革，以使得改革朝著以更可持續、更透明、更具明確規則與目標的方向發展下去。

　　2015年3月電改9號文發布，標志著我國新一輪的電力改革開始，到現在已經整整四年時間。四年內，各個省區進行了售電放開、增量配電網、現貨市場、輸配電價獨立核算等若干試點。但是應該講，重大的、不可逆的變化仍未發生。

　　隨著中美貿易戰的發生，外部環境發生重大改變，我國對內開放與結構性改革的步伐有望進一步加快，電力部門改革有望進一步提速。

　　4年的時間，對于一個重大的變化，說短不短，說長不長，但毫無疑問是處于一個關鍵的節點，是否取得成功，中期的評估與選擇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美國德州電力市場（ERCOT），2001年采用區域定價（zonal pricing）開始運營，2003年決定開始改變市場設計，用節點電價（nodal pricing）替代，到2010年進行了40個星期的測算并最終投入運行。也就是說，從區域定價到節點定價，用了大概6-8年的時間實現了革命性的變化。

　　德國（地理區域大約我國的1-2個省）在歐盟法令下，1998年開始電力部門放松管制（市場化）改革，經歷地區壟斷供電商一系列的重組與分割，開放自然壟斷輸配基礎設施與發用兩側市場，用戶與發電商直接交易（長期合同）。

　　2000年兩大電力交易所建立（萊比錫與法蘭克福）開始現貨交易，到2004年12%的電力交易已經是現貨交易。4-8年的時間基本從管制轉換到充分的開放競爭軌道上，特別是短期市場提供更大的價格與交易透明性上。

　　是向前走，還是困于目前的進展？向前則需要基于目前的進展進一步深化改革，趨近一個“充分開放、公平競爭、價格日益趨同”的電力市場環境。如果只能困于目前的進展甚至有所回頭，那么改革就從此漸行漸遠。當下處在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

　　從筆者所在的機構，以及筆者個人的觀點來看，當前系統仍舊面臨若干體制方面的重大隱憂，過去四年的改革仍未涉及，而它又會影響市場化改革目標的實現。改革再出發，需要進一步回歸聚焦體制改革，以使得改革朝著以更可持續、更透明、更具明確規則與目標的方向發展下去。

　　本文即聚焦這些重大的體制隱憂，分析其前因后果以及可能的解決方案與風險，期待引發更多更高分辨率的討論。筆者也將在今后的文章中，進一步解析其中的若干方面，特別是涉及調度體系組織與系統如何實現平衡范式方面的內容。

　　改革體制隱憂之一：不負責系統平衡卻專門制造不平衡的調度

　　很多研究中國電力行業的外國學者專家，對中國調度體系的描述往往用平均調度（e q ualdispatch）來描述。這著實是對這一中國特色問題的誤解。

　　平均調度只在年尺度上成立，也就是機組是否實現了年初確定的發電小時數，而年內卻往往是高度自由量裁的。調度具有巨大的安全責任，從而也具有了極大的權力，其對于系統平衡的實現方式不是專門化的建立輔助服務市場，而是成為所有機組年內時間尺度市場份額的指揮官。

　　歷史上，對這種自由量裁權力的限制也曾經出現過，也就是調度準則的問題，比如煤耗最小調度、節能發電調度等，但是經濟效率原則——讓此時此地（嚴格的講是一個平衡控制區內）成本最低的機組來優先滿足需求——卻從來未進入視野。

　　最近出臺的可再生能源配額制度，也來參與對調度權的爭奪。可惜的是，對物理電力流的追蹤核算除了增加不必要的復雜性，而且有可能悖于經濟效率原則。

　　按照網上公開渠道的說法，國家調度中心的主要職責是負責國家電網的調度運行，直接調度跨區電網及有關電廠；負責國家電網公司所屬及直調大型水電廠的水庫調度；負責各區域間電力電量交易；編制國家電網運行方式；依法對全國電網實施調度管理，協調各局部電網的調度關系；負責全國電網調度、運行方式、水庫調度、電力市場、繼電保護、自動化和電力通信等專業管理；參與制定電網二次系統規劃。

　　在國調中心職責中，這里的“調度”一詞，似乎是“確定計劃”的意義更確切，而整個系統平衡居然不是其基本職能。這是全世界都不存在的情況。而其所謂的“負責各區域電力電量交易”的職能，往往成為各省調度平衡的“邊界”。

　　也就是說，這個機構不僅不負責系統平衡，還是來專門制造系統不平衡的。過去的電力監管報告，也明確反映了對這一問題的關切。

　　2015年，國家能源局《華中華東區域節能減排發電調度專項監管報告》指出：電網公司以年度計劃形式下達跨省跨區電能交易任務，且經常剛性執行，不隨供需形勢變化，往往造成受電地區火電機組深度調峰或水電棄水。

　　不隨供需形勢變化，顯然是不合適的。但是如何變化，同樣存在著巨大的自由量裁空間。

　　事實上，不考慮供受兩側高時間分辨率的快速變化，這一所謂調度中心的計劃是影響整個系統經濟效率的重要障礙，完全屬于沒有必要的制度性特權機構。

　　大部分人可能知道美國競爭性開放電力系統中有7個地區電力市場與調度ISO，歐洲各國有超過50個調度TSO，德國有4個TSO，但是應該沒有聽過有類似美國國家調度中心、歐盟調度中心以及德國國家調度中心這樣的機構。

　　跨區的電力流動在部分時刻有其明確的必要性，但是何時以及多少潮流傳輸應該是電網兩端的供需動態（可以近似的理解為內生于現貨市場形成的價格來表征）決定的，而不是反過來。有理由相信，這一改變如果能夠發生，將極大地改善目前仍舊存在的嚴重棄風棄光棄水限電情況。

　　因此，應該裁撤國家調度中心，將其充實到省調或區調，或者直接轉為市場監管力量（與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合并）；最起碼的底線——取消其年度計劃制定職能，是下一步有效的改革。

　　改革體制隱憂之二：煤電管制的標桿電價作為現貨以及其他價格的標桿？

　　在理論上，煤電標桿電價屬于政府保障性收益，沒有任何風險，而現貨價格波動巨大，一天都可能有5-10倍的波動，風險顯而易見。因此，后者的平均價格（比如以年度算術平均衡量），往往會高于前者（需要支付風險溢價）。這一點也為中長期合同電價以及現貨電價之間關系的理論與實證研究所大量證明。

　　而我國目前的所有試點，要進入更短更快市場——比如現貨或者大用戶雙邊短期交易——往往要降價的（廣東的試點報價就是相比標桿下降多少），這其中存在著明顯的激勵不相容。進入市場，反而要受損失，這樣的市場注定發育不起來，不可持續。

　　事實上，大量的發電廠，特別是燃煤電廠面臨居高不下的煤價，已經在施加減少市場化交易參與的政治博弈理論。“建議政府協調減少直接交易電價讓利幅度或暫緩直接交易”的呼聲已經出現了很多次 。但吊詭的是，這些電廠一方面叫著虧損，一方面卻仍舊在爭取多發電。

　　這似乎顯示，目前的標桿電價，還是遠遠高于其流動成本的，多發電仍舊指向減少虧損的方面，而不是相反。

　　這種降價的取得，既是市場完全缺乏流動性下的行政干預結果，也反映了標桿電價體系的缺陷。高高在上，完全不反映電力供需動態的標桿電價，恰恰成為了市場化交易的障礙。更嚴重的是，這一標桿電價居然成為了越來越多體系參照的“標桿”，比如可再生能源“平價”的問題。

　　目前，隨著風電，特別是太陽能電池板成本的下降，以及世界各地各種招標低電價水平的出現，對于在2020年及其后幾年可再生能源發電與傳統煤電平價的預期日益強烈，特別是在光伏行業。但是，可惜的是，這種缺乏經濟考量，跟一個行政管制標桿電價比較的所謂“平價”是嚴重缺乏含義的。

　　即使有這種所謂的平價，難道意味著以后只建設可再生電廠就行了嗎？顯然不行，即使你有再多的、超過最大負荷幾倍的光伏裝機，晚上的發電量也是零。

　　這個極端例子提醒我們，低的長期度電成本只是整個“平價”故事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一個電源是否平價，應該是跟它能在市場取得的收益（其本身的價值）相比，而不是一個靜態的其他電源的標桿。

　　事實上，如果光伏迅速積累了大量的裝機，可想而知在中午發電高峰階段，系統的價格應該為零才能足夠將所有其他機組排除出去，而保持系統平衡；而到了晚上，系統平衡容量不足，電價上漲，而光伏也并不能獲得相應的高收益。這種情況下，光伏回收自身投資成本的機會在哪里？

　　這恰恰是目前的電力市場設計環境下歐美要越來越多面臨的問題。我國無疑存在更嚴重的系統容量過剩問題，國情不一樣。從容量角度，目前的標桿電價體系，在我國更可能是反映到裝機過剩引發更嚴重的棄光限電問題。

　　如果政策信號給出“光伏已經平價”的夸張結論，那么相信過不了多久，嚴峻的供需失衡與日間電力平衡挑戰下，決策者就必須干預裝機市場流動性與開放性要“光伏有序發展，控制總規模了”，即使是不要所謂的基于煤電標桿的補貼，甚至低于那個水平。

　　電力系統高分辨率的平衡，應該是各種機組開放競爭的結果，因此所謂的“穩定輸出”并不具有價值。

　　將傳統化石能源機組的可控穩定作為優點，是問題界定錯誤，對化石能源機組的夸大吹噓（overselling）；同樣，基于長期度電成本比較各種出力特性不同電源的優劣，也不具有有用的含義，是對可再生能源的夸大吹噓。

　　事實與真相，應該是介入這二者之間——平價沒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化石能源利用率下降，而不是穩定輸出才是系統總成本最優的選擇。

　　改革行政定立、存在了很多年的煤電標桿電價體系，廢除其作為其他經濟性比較的標桿，成為另一項重要的體制改革內容。其中一個備選項，是嚴格的區分容量電價與電量電價，大幅降低其電量電價到與燃料成本可比的程度，從而減弱其爭奪發電量的激勵，是解套各種改革復雜性與互動影響的選項之一。這方面，無疑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研究與論證工作。

　　改革體制隱憂之三：電力消費者缺乏有效的組織體系

　　德國的例子或許可以給出一些啟示。在德國，長期存在兩個機構，消費者聯合會（Verbraucherzentrale Bundesverband, VZBV）以及能源消費者聯合會（Bund derEnergieverbraucher）。他們的存在與廣泛發揮作用，使得電力價格是高還是低的問題在社會上有了一個充分平衡與透明的認識，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發揮了明顯的作用。

　　這恰恰是我國過去所缺乏的，特別表現在對于高耗能行業的反復懲罰上。基于高耗能“耗能大”，所以有錯，從而也可以以“抓大放小”的方式，方便地解決能源潛在的短期與供應安全的做法仍舊廣泛存在。

　　這與統一開放市場建設格格不入。能源如果是種商品，那么其支付了相應的價格，其私人成本嚴格等于社會成本的話，就不存在任何額外干預的理由，無論是它把能源拿去做燃料、做原料還是埋在地下，這是購買者的自由。

　　過去政府出臺的所謂對高耗能的“懲罰性電價”，懲罰的是用得浪費的（所謂效率低），而不是用量大的，這其中存在邏輯問題。反行政壟斷，從消除對高耗能行業的歧視開始做起，是一個可以有所作為的領域。2018年機構改革建立的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有望在這方面發揮巨大的影響力，與國資委、財政部、能源局一道塑造整個能源行業的未來。

　　作為政府機構的決策支撐部門，近期建立的中國電力用戶聯合會是作為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CEC）——電力供應行業游說與卡特爾的互補型組織，是更好體現消費者權利的制度途徑之一。

　　改革體制隱憂之四：需要衡量改革是否成功的新標準

　　2015年電力體制改革啟動之際，筆者曾經撰文，試圖建立改革成功的可衡量標準——盯住美國稅前電價水平。目前，隨著美國天然氣價格的波動與上升（可能只是暫時現象），以及我國工商業電價2018年實現10%降價目標的取得，這一目標已經可以說基本實現了。現在，中國與美國的總體不含稅電價水平，應該是大體上相當的。這是過去四年改革的部分成績與成功。

　　那么，在目前的階段與起點上，我們無疑需要一個新的標準——一個簡明、易于衡量與理解的指標。這無疑會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但是，從筆者的視角，設定電力系統運行的透明度指標，可以作為下一步電力體制改革成功與否的標準。

　　在我國，足夠時間與空間分辨率的調度運行數據仍舊是不公開的。理由雖然令人費解，但是在市場日益多樣化、需求與供應日益復雜的系統現狀與未來情況下，這已經影響到了對電力系統與行業幾乎所有問題的理解，比如棄風問題。并且，這種無必要的保密，已經成為更先進的發電（比如prosumer）與用能（比如基于數字化能源系統）方式發展的桎梏。

　　信息公開是市場主體參與市場競爭的基本條件之一。我國已經制定了雄心勃勃的電力短期市場計劃，2020年實現全國市場，并大幅縮短報價的提前量時間（所謂“關門”時間）。參與者的數量、其提交出力與價格信息的頻率都將大大增加；根據市場的公開信息調整自身的報價行為，取得更高收益是參與市場的需要；根據歷史報價信息披露監管者分析是否存在市場操縱等行為是監管的必須工作。這些，都需要市場透明度的極大提升，特別是調度運行數據。透明度，已經成為下一步電力體制改革的關鍵所在。

　　小 結

　　建設一個足夠統一、足夠開放、足夠競爭的電力市場與電力部門，將有效清除中國電力行業長期存在的邏輯與理論指導謬誤，有效地降低全社會的用電與用能成本，服務于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這將是一項長期的任務。過去4年的電力體制改革，聚焦在交易層面，取得了有限但是影響仍將深遠的影響。未來，這種變化，如果沒有系統運行范式方面的配合與支持，隨時都可能退回來。

　　要不可逆地進入改革的軌道，以上提及的四點——改革調度體系與范式；改變煤電標桿電價體系；突出電力消費者權利；建立可衡量的改革成功的新標準——是筆者有限視野中的必要體制性改革內容。

　　從這一視角，我國的電力體制改革，需要再出發。我們愿意積極參與、見證這一再出發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