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新基建”的核心載體，“智慧城市”建設為“新基建”創造了廣闊的需求。狹義地說，“智慧城市”就是使用各種先進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手段改善城市狀況，使城市生活更加便捷；廣義而論，“智慧城市”是新一代技術支撐，整合優化各種資源產生的全新城市形態。

　　然而，對于參與“智慧城市”建設的廠商而言，無論是從狹義角度還是廣義角度，“智慧城市”都是一個模糊寬泛的概念。Gartner高級研究總監相斌斌（Milly Xiang）認為：“實際上，如果我們按原有的‘市場劃分’方式——‘按區域、智慧城市細分子領域、政企關系、渠道能力’等對‘智慧城市’進行劃分。在方案市場化的過程中，這并不是能夠支撐廠商長遠業務發展的產品規劃方法。尤其當智慧城市建設從”技術驅動、分散部署“”向“數據驅動、整合拉通”過度，更加需要一個全新的視角來規劃其產品和市場策略。這樣可以幫助廠商在城市間橫向復制項目經驗的同時，在單個城市內尋求深化和規模化的機會“

　　在她看來，廠商參與”智慧城市“建設，如果有合理的”市場劃分“方法，能夠幫助廠商優選和優化其在”智慧城市“里的項目，并且根據解決方案的匹配度幫助用戶解決問題，同時明確自身在生態中的定位和參與方式。

　　Gartner高級研究總監相斌斌

　　找到”主要用戶“背后的”驅動因素“和”購買動力“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智慧城市“建設工作開展得如火如荼，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都成為了”智慧城市“建設中頻頻出現的熱詞。在我國市場，過去建設”平安城市“、”數字城市“的過程中有大量的經驗和基礎的系統，為”智慧城市“建設積累了實戰經驗。

　　相斌斌表示：”在我國市場，由各部委主導，地方政府立項然后提供資金支持，政策會發揮非常大的作用。這和歐美市場有很大的不同。“

　　她將”智慧城市“分為三個賽道：

　　·”議題主導“

　　聚焦在某一特定議題，且這個議題著重于解決單一的單域挑戰，比如交通、環境或公共安全等。這也是早期智慧城市的主要方式。

　　·”創新主導“

　　由創新來驅動，在歐洲國家里用的非常多——通過眾包方式，或者利用本土生態鼓勵大家參與創新，甚至在真實生活場景下做場景開拓的嘗試，鼓勵非政府企業在其中運作不同的項目。

　　·”策略主導“

　　這是一個戰略驅動的方式，有一個”端到端“的視角，且由政府來主導。在這一類里，相對來說，我們國家正在向這個方向過度。

　　在這三種模式下，廠商如何參與呢？

　　”我們看到，其實現在很多廠商在介入‘智慧城市’時，是拐彎抹角、經過了中間人或者其他不同渠道的，對‘真實需求’的傳達和表述很多時候是間接的。所以，廠商提供的解決方案很難準確地把握用戶關鍵的‘優先級’事項。“ 相斌斌指出，”廠商需要知道‘主要用戶’是誰，就能更方便地去了解Ta的需求以及Ta背后的一些購買動力和驅動因素等。“

　　她還強調：”以上三個分類對于參與廠商的要求是不一樣的。比如，在策略主導方式里，從政府的角度來看，Ta合作的更多的是一些偏大型、有集成能力和大平臺構建能力的廠商，而小廠商是作為大平臺之上的生態系統合作伙伴被橋接在上面。“

　　當前，我國市場開展”智慧城市“的試點城市超過600個，初步形成長三角、珠三角等智慧城市群（帶）發展態勢，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智慧城市”試驗場“。

　　相斌斌講到：”在‘策略主導’方式下，因為是由政府主導，且具有跨域特征，使得主要決策者很難是單個部門，更多的是上升到城市層面。作為廠商來說，最大的一個聚焦點是我們怎么能夠把異質類的技術環境構建在一起，不管是從平臺層面，還是從設備層面都需要得到解決。“

　　從疫情角度看智慧城市發展

　　從成果上看，”智慧城市“建設不僅是改變現有城市的形態，也在提升城市運轉的效率。這在疫情這樣的特殊時期最容易展現出來。在本次疫情中，我國落實智慧城市建設較好的城市利用高科技智能設備協助了疫情的控制。當然，疫情也在改變”智慧城市“原有的發展軌跡。

　　相斌斌表示：”在某些特定的場景下，疫情加速了新技術在智慧城市的落地，比如針對居家隔離人員可以通過NB-IoT等技術實現遠程的、更安全的監控，這也為‘智慧城市’進一步下沉到社區提供了一些場景化的嘗試。這些小的‘單點’嘗試湊在一起發揮的作用，是讓政府的‘智慧城市’的決策者有更直觀的感受，能夠了解到新興技術在‘智慧城市’上能夠發揮怎樣的作用。“

　　另一個方面，疫情成國內智慧城市”照妖鏡“。盡管我國智慧城市建設進展很快，相關數據一度占據全球半數以上，但在實際落地過程中也問題頻頻。

　　疫情期間，一些地方由于沒有應對人口流動調查的信息化系統，仍然只能靠手工填表；即使在部分有軟件平臺的地區，也會因各部門、地區的數據不互通導致系統一度形同虛設。總體而言，基礎設施薄弱、”數據孤島“普遍存在、數據獲取困難、城市管理精細化不夠等問題在疫情下都暴露出來。

　　相斌斌認為：”疫情并沒有改變一些新技術在‘智慧城市’落地中的核心挑戰。在疫情的這些場景還是偏終端的驅動，應用相對簡單，且場景比較單一，沒有復雜的集成需求。另外，方案的同質化程度比較高，這也就意味著如果市場或者政府能很好的引導這些應用，相對來說它就是能夠復制的。但是，如果沒有必要的引導或者推動，那么在疫情過后很可能有一些‘智慧城市’場景就徹底淡化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同時，我們看到整合的壁壘依然要解決，因為當你大規模應用的時候，廠商必然需要和政府現有的一些業務流程和現有的一些系統去做集成。而這個集成的挑戰，還是沒有因為疫情的原因而得到解決。另外，疫情并沒有在多場景的架構所帶來的復雜程度方面去做太多的突破。“ 相斌斌談到，”還有，實際上在抗疫期間我們可以不去講ROI，因為疫情中最大的ROI就是保證安全，挽救生命。但在疫情過后，真正落到‘智慧城市’的建設過程中的時候，政府和廠商還是需要考慮ROI的問題，也就是怎么去優化有限的資源，并把它投放在更關鍵的一些領域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