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到了，邵新銀回河北老家撿栗子去了。

　　而在北京，在重慶，在全國各地，一群年輕人正從老一輩公益律師們手中接下最后一棒，在群里熱烈討論邵新銀的案件，討論騎手的勞動保護，討論我們國家的未來。

　　第二棒

　　「我從一開始接到案件材料，就預感到會輸。」

　　對我們這樣說的人叫王恩慧，邵新銀在重慶的訴訟代理律師。在這場漫長而波折的法律援助接力中，他是第二棒。

　　第一棒的終點是2020年8月份。通過致誠的法律援助，餓了么專送騎手邵新銀在北京提起勞動仲裁，確認了與站點所屬的迪亞斯公司存在勞動關系。得知結果時，邵新銀興高采烈，只要迪亞斯公司15天之內沒有向法院起訴，他就能拿著這份生效裁決申請工傷認定。

　　然而就在大約一周之后，迪亞斯公司向法院提起了一審，要求確認其與邵新銀之間不存在勞動關系。起訴地并不是北京，而是公司的注冊地，重慶。

　　「我看到之后就傻了」，邵新銀回憶起當初收到迪亞斯公司重慶起訴通知時的場景。那幾夜，他輾轉難眠。一邊是高昂的路費成本，另一邊是急需的工傷賠償，中間隔著1752公里的山山水水。「我沒去過重慶，也沒出過庭」，原本以為歷時一年多的漫長煎熬終于到了盡頭，沒想到一切又轉為未知，從零開始。

　　由于訴訟成本過高，致誠的法律援助原則上不辦理異地案件。「實在不行我就放棄吧」，邵新銀在和致誠主任佟麗華通話時如此表示。佟麗華聽罷還是有些不忍，「我們再想想辦法。」

　　經過聯系，四川省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王恩慧律師接過了第二棒。

　　2020年10月25日的晚上，王恩慧律師從四川成都開車趕到重慶，準備參加第二天的一審開庭。結果到了法院卻被莫名告知「未通知原告迪亞斯公司開庭」，這意味著當天無法進行正常審理，他之后還要再跑一趟。

　　法院并沒有解釋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失誤。工作人員大概也不知道，這是一起連接了北京、成都和重慶三地的法律援助案件，而辦案補貼只有幾千塊錢。成都和重慶之間的一個往返，就算省吃儉用也要花去王恩慧一千元左右的食宿路費。王恩慧只好悻悻而歸，但在走前拍下了迪亞斯公司提交的證據材料，「相當于提前閱卷。」

　　等回到成都的辦公室仔細翻閱這些材料的時候，王恩慧心里猛地一沉。迪亞斯公司提交的《勞務承包協議》清清楚楚地表明，其已將外賣配送勞務服務轉包給了太昌公司，再加上邵新銀手中有關迪亞斯公司的證據本就零散不足，眼前這個案子似乎大概率會輸。

　　帶著這樣的擔憂，王恩慧上網檢索了迪亞斯公司在重慶法院的所有騎手相關案件——無一例外地，重慶法院判決迪亞斯公司與騎手不存在勞動關系。

　　那天晚上，王恩慧坐在電腦前，心里很清楚：這幾乎是一場結局已定的訴訟。可如果這個案子注定要輸，為什么還要堅持打下去呢？

　　發令槍響

　　邵新銀是在2017年只身從河北老家農村來到北京送外賣的。經人介紹，他前往一處餓了么站點報道，隨后被叫去另一個地方填表簽字、領回了一套藍色的騎手工作服。

　　在北京的每一天，他都按照公司規定準時準點上下班。唯一的休息時間是中午，因為他的電瓶車只有一組電池，上午跑完需要給它充兩個小時電，晚上下班都是10點以后。

　　我們問他除了送外賣平時還做些什么，他回憶了半天，「好像什么也沒干。」

　　但邵新銀清楚地記得2019年4月27日，記得他跌進坑里的那個深夜。路過的美團騎手把他扶到馬路邊，隨后餓了么站點的副站長和同事送他去了積水潭醫院。當時他以為這只是一次倒霉的交通事故，「團隊肯定會管。」

　　凌晨，他在急診室拍了片子，初步診斷脛骨平臺骨折、外踝骨折。醫生說他的大腿有積液，開了點止痛藥，讓他過幾天再來復查。

　　可過了幾天，邵新銀再也沒來復查。

　　沒去復查的原因是行動不便。受傷之后，「公司也沒管過我了，就讓我寫了一份理賠申請書，他們給寄到了保險公司，就完事了。」傷殘鑒定也是他主動要求才做上的。

　　邵新銀每天在狹小的出租屋里躺著，上廁所的時候靠著一只板凳艱難地移動。更糟糕的是，他發現自己每走一步胸口都會隱隱作痛。但一想到在北京去趟醫院多不容易，邵新銀還是咬了咬牙，決定忍著。

　　直到有一天，站點可能突然想起了邵新銀，把他從微信群里踢了出去。邵新銀當時看到了，但什么也沒問。

　　就這樣熬過了將近兩周，邵新銀覺得身體終于恢復到「可以坐車回家了」。他一路顛簸地回到家，第二天就去了當地的縣醫院復查，結果發現肋骨也斷了三根。

　　在北京的時候，邵新銀知道自己交不起押金，所以沒要求住院。現在回到老家，已經錯過了最佳治療期，醫生只好抓了點藥，讓他回家繼續養傷。

　　2019年12月，在邵新銀養傷中途，保險公司的理賠款終于到賬。他一看只有9萬多元，「我們河北農村10級傷殘的工傷都有10萬，為什么北京9級傷殘的保險款比這還少？」

　　也正是在那天，邵新銀第一次想到找律師維權。而他沒有想到的是，一場千里接力的發令槍，也被悄然扣響。

　　起跑者

　　當時在北京致誠工作的張志友律師接下了這起案件。

　　我們第一次見到「張志友」這個名字，是在致誠法律援助大廳里掛著的一副已經褪色的牌匾上。

　　幾乎每一個走進援助大廳的人都會朝著牌匾仔細端詳一會兒，那上面寫著「曉廊坊農民工討薪400萬伸張正義，致誠公益律師維權盡職盡責名揚四方」，后面是112名曉廊坊川籍農民工的親筆簽名。字跡歪歪扭扭，但細看會發現，一筆一畫都寫得很認真。

　　后來，我們又在致誠的錦旗室里見到了更多的「張志友」。如今張律師已經離開致誠，當我們在電話中問及他的輝煌過去時，他似乎不愿多說。

　　「農民工律師多是這樣，悶頭做案子，但不太喜歡表達。」致誠主任佟麗華解釋道。

　　張志友在北京「悶頭做案子」的時候，仍在河北老家養傷的邵新銀過得并不平靜。他的腿始終不見好，平時跑步不敢使勁，連走路多了也會痛。醫生說他當時活動得太早，所以沒養好。

　　「可是再不出來掙錢，就活不下去了。」

　　2020年6月，在老家休養了一年零兩個月之后，邵新銀又一次來到北京，開始跑餓了么「眾包」。相比專送，眾包的特點是接單自由，「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邵新銀自知腿傷沒好，所以專挑不用爬樓的單子跑。

　　當月，北京勞動仲裁開庭。結束后，邵新銀一邊等消息，一邊跑眾包。終于在2020年8月3日，仲裁結果下來了，確認他與迪亞斯公司存在勞動關系。

　　邵新銀如釋重負，以為事情終于有了定數。但張志友律師讓他再等等，因為在勞動爭議案件中，公司為了拖時間往往會去法院起訴。

　　那幾天邵新銀過得很焦慮，他每天都盼著時間能偷偷溜走，僥幸地等到裁決生效。可最后迪亞斯公司還是沒能放過他，而且令他大吃一驚的是，訴訟是在重慶法院提起的。

　　于是便有了開頭的一幕。致誠無法為后續的異地案件提供援助，但為了幫茫然無措的邵新銀找到一絲希望，「我們再想想辦法。」

　　最終，致誠聯系到離重慶最近的四川工作站的杜偉律師。

　　2006年9月，四川省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成立，它是致誠主任佟麗華在全國推動的第一批農民工法律援助專門機構之一。從小愛看武俠小說的杜偉，希望長大之后能成為一名大俠。于是高考填志愿的時候，他選擇以「法」為劍，并從此走上「為了正義」的道路。

　　那年杜偉剛入行，在佟麗華的安排下，他和全國二十幾位年輕律師專門來到北京致誠實習。學成回去后，這批年輕人按照致誠為各地工作站統一制定的辦案規則和接待紀律，有條不紊地開展起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多年來，杜偉把四川工作站的公益法律服務推動得有聲有色，幾乎成了致誠的四川翻版。

　　當接到致誠主任佟麗華？的電話時，杜偉律師正在辦公室寫材料。通話結束后，他立即召開了四川工作站內部會議。經過協調，王恩慧律師接過了邵新銀的案子。

　　長夜

　　「一審必須應訴，否則對當事人不負責任。」王恩慧想也沒想，口中就蹦出這句話來。

　　2009年，王恩慧從四川大學法學院畢業，隨后入職四川工作站，一頭扎進公益法律這行，一晃眼已是12年。致誠主任佟麗華常說，「做公益法律，一天、一個月、一年，都不難；但如果是十年、甚至一輩子，就很難了。」12年間，從王恩慧手中經過的1000多起法律援助案件，有大有小、有易有難，但他分配在每起案件上的「責任感」卻是出奇地一致。

　　接下邵新銀的案子后，在重慶經歷了那場「未通知原告迪亞斯公司開庭」的「烏龍」，王恩慧如何無奈也只能先回成都等候通知。好在沒過多久，重慶長壽法院通知網上開庭。

　　一大早，王恩慧和邵新銀就調試好電腦和手機分別從成都和北京接入。到點了，沒人。又干等了一個多小時，法院那邊通知設備故障，擇日重新開庭。

　　邵新銀坐不住了。此時距離他受傷已過去一年多，本來在北京提交了工傷認定申請材料，可重慶這邊意外開啟的戰線卻仿佛從一開始就和他作對，現在又似乎看不到盡頭。

　　2020年11月12日，重慶一審終于現場開庭。

　　王恩慧在庭上據理力爭，指出迪亞斯公司雖然與太昌公司簽訂了《勞務承包協議》，但根據協議內容，這明顯是一場「收人頭費」的安排，太昌公司并不實質管理邵新銀，從中所得收益也根本負擔不起相應的用工風險。

　　但現實少有電視劇里的峰回路轉、柳暗花明。不出王恩慧所料，一審邵新銀敗訴。

　　「當時心里感覺特別涼，感覺沒有希望了。我跑了這么長時間的外賣，證據證人都明顯，但是法院為什么沒人理呢？」邵新銀操著一口河北鄉音，話鋒突然一轉，開始自責，「我也氣我自己，當時簽過的那些東西，為什么不留個心眼呢。」

　　四川工作站隨即向致誠匯報案件進展。在北京，電話一旁的陳星律師注意到保險理賠的依據是「雇主責任險」。那么誰是雇主呢？

　　陳星立刻聯系了保險公司，結果卻被告知，邵新銀只是雇主責任險的「保險標的」，既不是投保人也不是被保險人——盡管每月86元的保險費均直接從邵新銀的工資里自動扣除。總之，保險公司以「跟保險無關」為由拒絕提供材料。

　　于是陳星律師不得不迂回設計了一起平行訴訟，在北京起訴保險公司，目的僅是為了迫使它交出邵新銀的保險材料。如果能在二審前拿到材料，或許就能通過它證明真正的用人單位究竟是誰。

　　然而北京的保險訴訟還是慢了一步。重慶二審先行開庭，法院再次判決邵新銀敗訴。

　　當事后復盤重慶兩審的情況時，王恩慧說，「邵新銀的缺席對案件有重大不利影響，因為很多細節無法通過當事人的親歷得到陳述，而法院最后甚至沒搞清專送和眾包的區別。」

　　但這類案件的問題是，邵新銀作為河北的農民，他又怎么舍得花費各種交通食宿成本去重慶打這場官司呢？

　　重啟

　　不久后，重慶敗訴、北京拿到保險證據并撤訴的消息同時傳到了致誠主任佟麗華的耳中。當天上午，佟麗華與幾位律師進行了小規模的討論。

　　在會上，農民工律師一致認為「這個案子走不下去了」。因為根據現有的法律和證據，邵新銀的確難以找到用人單位。佟麗華聽完大家的意見，初步得出結論：應該勸邵新銀「息訴」。

　　但當天晚上回到家后，佟麗華還在糾結此事。「為什么一個受了工傷的人，會找不到用人單位？這是法律的問題還是具體個案的問題？」

　　早在2006年，佟麗華就曾帶領大家以一起轟轟烈烈的公益訴訟迫使肯德基在中國全面停止使用勞務派遣用工。過去16年來，致誠發布過大量的實證研究報告，佟麗華自己也多次參與立法和政策改革的相關工作，可以說他是中國公益法律服務領域最有經驗的律師。

　　「真的沒辦法了嗎？」佟麗華當晚躺在床上輾轉反側，感到困惑與不甘心。他轉念一想，「如果連我們都感到絕望，那是不是代表這案子背后蘊涵著一個巨大的、復雜無解的問題？」

　　第二天一早，佟麗華召集全體農民工律師開會，這次會議擴大了規模。會上，佟麗華提出了他的困惑，指出了解決問題的方向。最后經過討論，大家決定弄清交織在這個系統里的復雜法律關系，幫邵新銀找到用人單位，同時確定由陳星律師主辦這起案件，也初步定下了騎手項目的研究方向。從那一刻起，邵新銀的案件對致誠來說已不再是一個簡單個案，而是一項關系千萬騎手切身權益的復雜工程。

　　下午，我們對邵新銀進行了一次長長的訪談。

　　晚上11點，我們聯系上一位在類似案件中被重慶法院判決再審敗訴的騎手代理律師，她告訴我們，重慶的法院似乎已形成統一裁判共識，因此即便提交「雇主責任險」的材料，也走不通「確認勞動關系」這條路。

　　我們又打電話給王恩慧律師。作為四川省律師協會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專業委員會秘書長，他詳細解釋了重慶法院的開庭經過，并直截了當地指出：「這已經不是一個點的問題，而是一個面的問題了。單靠個案解決不了，你們恐怕要進行系統的研究。」

　　于是在當晚，我們連夜制定了全面的工作計劃，誓要將騎手問題研究透徹。

　　恰在此時，我們收到屏幕另一端那位重慶再審敗訴案的騎手代理律師發來的消息。她給出了一些具體建議，最后說了一句：

　　「加油。」

　　天使輪志愿者

　　2021年3月15日，「致誠勞動者」這個公眾號還未上線。為了打破對公益法律行業的刻板印象，我們發布了一篇天使輪志愿者招募文，想要「把公益法律這行卷起來」。

　　在短短五天內，我們收到了將近50位志愿者的申請，他們來自全國各地的高校、律所和其他各行各業。盡管專業背景各異，但大家都對參與這場新型的公益法律實踐充滿了好奇與熱情。

　　2021年5月14日，整整兩個月后，「致誠勞動者」因為一起字節PUA北大實習生事件緊急上線。在潦草的創刊詞最后，我們留下了那句響亮的「鐵肩擔道義，舍我其誰」，致敬佟麗華主任在16年前成立的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

　　自6月底全面開啟騎手項目后，為了確保論證的嚴謹準確，我們組織了全國各地超過30位法律專業志愿者對自外賣平臺出現以來的幾乎所有與騎手認定勞動關系相關的判決進行研究。每份判決單是快速瀏覽一遍都需要至少10分鐘，3000多份初始判決加在一起總共需要500多小時，這還不包括后期的質檢、分析、對比和整理。

　　過去三個月，邵新銀的案子幾乎在我們所有人腦中揮之不去。他的案情這么尋常，但又如此費盡周折，那是不是恰意味著這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困境？目前正是平臺經濟下勞動者權益保護的歷史變動期，而這股大潮究竟會往何處去，我們又能否把握住方向，向國家和社會提出解決這一復雜問題的具體建議？

　　相關法律政策條文背后，牽涉到每一個勞動者的切身利益。而這些勞動者，是在路上隨處可見的身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環。

　　我們一想到這些，就睡不好覺，也一刻都不敢偷懶。

　　7月的某個周六，晚上12點多，數據庫系統中有12個志愿者還在兢兢業業地給判決打標簽。到了第二天早上8點，又有7個志愿者在線。

　　最終，經過志愿者們連續幾周不眠不休的輪軸轉，我們初步建成了包含1907份有效判決的數據庫。當看到統計分析結果一一驗證最初的假定和分析框架時，我們長舒了一口氣。

　　為了正義

　　2021年9月，河北天氣特別好，邵新銀的案子似乎也有了新的轉機。在致誠的幫助下，他在北京提起了第二次勞動仲裁，這回告的是太昌公司和餓了么。

　　在勞動仲裁開庭前幾周，邵新銀回河北老家撿栗子去了。

　　他在電話那頭嘆氣，「也沒干重活，蹲著就會疼。現在又開始吃藥了。」我們安慰了他幾句，告訴他仲裁馬上就要開庭了。

　　像去年此時邵新銀面對重慶法院一審的惴惴不安一樣，他對第二次勞動仲裁的結果同樣沒把握。但不同的是，在這個秋天，一群年輕的志愿者們正在群里熱烈討論邵新銀的案件，討論騎手的勞動保護，討論我們國家的未來。

　　9月16日，我們一大早就收到北京昌平區勞動仲裁委的通知，被申請人愿意和解。

　　然而到了現場，對方只是甩給我們一紙起草拙劣的保密協議，言外之意是給錢了事。沒過一會兒，我們又接到了邵新銀的電話，他說有人直接聯系到他，說會給他一筆錢，催他趕緊簽字和解。

　　僅此而已嗎？

　　全中國可能正有成百上千個受傷的邵新銀，但還會有第二個能夠在北京、四川、重慶以及全國各地的律師和志愿者的幫助下挺過五次法律程序的「邵新銀」嗎？

　　不會有，也不應該有。

　　在前些天的報告發布會上，一向溫和的佟麗華一反常態，嚴厲指出餓了么與相關企業在此案中沒有任何反思和歉意，「這種思路背后體現的是資本的傲慢，缺乏的是企業的良知。」

　　法律本應是弱者最有力的保護網，而非反過來成為強者明目張膽轉嫁風險的精巧門道。每一個「邵新銀」本應享受到作為勞動者合法合理的保障，而非因為一次意外事故就被資本以低廉的代價輕松拋棄。

　　與杜偉律師通話結束后，我們意外發現他的微信簽名是鏗鏘有力的「為了正義」。這四個大字一直被印在北京致誠公益樓的樓梯間，迎接著每位拜訪致誠的人。每當清晨的陽光掠過，它總在閃閃發光。

　　掐指一算，這應該是十幾年前的口號了。彼時杜偉律師剛從大學畢業，加入四川省工作站，還是個年輕的毛頭小子。他正是在致誠實習期間受到了佟麗華的感召，把「為了正義」帶回四川，也帶進了更多年輕人的心中。

　　在這個充斥太多欲望和虛無的時代，談論正義在很多場合下甚至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但過去的二十多年，致誠一直堅持推動公益法律事業向前發展，我們愿意相信未來的十幾年乃至幾十年，會有更多的公益律師挺身而出。

　　正義本身，理應像每日照耀著它的陽光一樣，平等地流淌在我們所有人的身邊。

　　「杜律師，您的微信簽名一直都是為了正義嗎？」

　　「一直都是，從我有微信號開始。」

　　致誠主任佟麗華后記：

　　我從2003年開始關注農民工問題，2005年建立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在全國律師協會的支持下，我們當時在各地推動成立了幾十家農民工法律援助專門機構，培養起第一批農民工法律援助律師。16年過去，我們依然面臨著同樣的挑戰。

　　中國有2.8億多農民工，當他們遇到困難的時候，是否有專業的機構、專業的律師能及時為他們提供高質量的法律服務呢？農民工法律援助并不是簡單的案件。處理稍有不妥，不僅會讓農民工朋友的權利受到侵害，還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或惡性案件。

　　不論是在傳統的建筑行業，還是在互聯網時代的平臺經濟領域，都有很多企業在背后精心設計各種復雜的系統，以此規避自己的法律責任。面對這種局面，不僅農民工會感到無助，很多并不了解這個領域的律師也難以處理；有那么多的騎手案件敗訴，也足以說明我們缺乏代表他們權益的專業律師來揭示這一復雜的系統。

　　欣慰的是，從2010年開始，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公益彩票基金項目為各地農民工法律援助專門機構提供資金支持，這保障了這些機構的發展，也讓大量農民工可以獲得幫助。邵新銀的案件獲得一群公益律師的接力幫助，也足以說明公益彩票基金項目的重大意義。但憂慮的是，目前在全國成規模的農民工法律援助專門機構屈指可數。在已有的機構中，法律援助律師工作壓力大，人員不穩定。16年過去，如何在我國培養起一批為勞動者（尤其是為農民工）提供法律幫助的專業律師隊伍？這依然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