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開啟現代戰爭新形態
——商業航天深度介入
一、俄烏沖突：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混合戰爭
從本質上說，俄烏沖突是美俄戰略博弈下一場較為典型的現代化條件下的混合戰爭。在這場戰爭中，雙方基于各自戰略利益需要，將烏克蘭作為主戰場，并在實質性對抗一方的美國沒有直接參與沖突的情況下同時展開了多種“戰爭”。
盡管“混合戰爭”這一概念早在2009年已經由美國提出，并受到全球性的關注與研究，但此前并未在現實層面得以全面、完整地展現。而此次俄烏沖突所呈現的諸多新特征與新形態，被廣泛認為是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混合戰爭。
這場沖突中所呈現的混合戰爭包含三個層面的含義：
一是從技術層面來看，是機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融合。
二是從戰爭形態的復雜性和手段的多樣性來看，在這場混合戰爭中，傳統的軍事沖突僅僅是其中一個側面，在迄今為止的整個戰爭進程中，包括前期醞釀階段，都貫穿了全球范圍內的政治、經濟、外交乃至文化等領域全方位、綜合性的激烈對抗，而政治戰、外交戰、經濟戰、金融戰、能源戰、輿論戰、認知戰、心理戰、網絡戰、情報戰等共同構成了戰爭的整體形態。
三是從參與主體的多元性來看，表面上是俄烏雙方的直接沖突，實質上是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歐盟及英國等各方面力量與以俄羅斯為主，包括白俄羅斯等集安組織國家這兩大陣營的對抗。在這些力量中，除了國家力量之外，還包括眾多民間力量，其中最為引人關注的，就是隨著星鏈等商業衛星系統的介入，以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術公司（全文簡稱SpaceX）為代表的商業航天的力量持續、深入地參與其中，并對戰爭態勢和進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混合戰爭的這些特點，大部分在過去的地緣政治沖突中有著不同程度的體現。但這一次深度參與俄烏沖突的商業航天力量，主要是以SpaceX為代表的西方商業航天公司，是在以往幾乎沒有出現過的一類新的勢力或者利益方。事實上，正是由于這一新的勢力或利益方的登場，標志著一類現代戰爭新形態的開啟，給予我們的啟示，絕不亞于海灣戰爭或伊拉克戰爭所帶來的對現代戰爭思維和實踐的顛覆性沖擊和革命，甚至其影響更為廣闊、更為深遠。
二、為什么說商業航天的深度參與成為一種新的戰爭形態開啟的重要標志
首先，這是與混合戰爭的本質特征相契合，并與美國的戰略目標相一致的一種優先選擇。
所謂混合戰爭，是國家（集團）間綜合的戰略對抗，具有不宣戰、不承認、不動員、不間斷等特點。相比傳統戰爭模式，混合戰爭擁有更豐富的戰略博弈手段，可以借助非政府組織力量，針對對手具體特點制定攻擊手段，從而以速度最快、代價最小、效果最好的方式贏得戰爭。
而美國在俄烏沖突中采用混合戰爭的方式主要有兩大戰略考量：第一，攻擊方式隱蔽多樣，避免沖突升級，特別是大國間的直接沖突，防止核大戰風險。第二，對抗成本低，有利于維持戰爭的長期性和綜合性，從而持續、全面消耗俄羅斯的戰略有生力量。
以SpaceX為代表的西方商業航天公司以民間力量的身份參與其中，則為戰爭的可控性提供了較為靈活的空間。因為民間力量的行為在法理上不代表國家行為，可以使戰爭控制在適當的范圍內。同時，商業公司的戰爭運作相對于國家層面的戰爭消耗，無疑是一種成本低廉、代價較小的替代方式。某種程度上，介入此次俄烏沖突的西方商業航天公司，部分充當了戰爭代理人的角色，從而也使代理人戰爭的內涵和外延有了新的深化和拓展。而代理人戰爭，是二戰后地緣政治沖突中大國博弈的主要形式之一。或許這也預示著，以商業航天為代表的民間力量將在未來的地緣政治沖突或代理人戰爭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事實上，在此次沖突中，很多知名的商業科技公司都從不同角度有所介入，包括電子信息類企業例如亞馬遜、谷歌等。但，為什么商業航天公司的介入，對混合戰爭來說是更為重要的因素？正是因為其利用航天手段，能夠運用通訊遙感等高科技能力獲取傳遞戰場信息和作戰情報。這也是商業航天在現代信息化戰爭的背景下，參與混合戰爭的價值和作用，是其他民間力量難以比擬的根本原因。
其次，有利于國家增強對戰爭的戰略把控能力，增加戰略回旋余地。
此次俄烏沖突中，眾多西方商業航天公司為烏克蘭提供了大量的軍事信息和作戰情報，事實上已是深度介入了戰爭，俄羅斯完全有理由對星鏈等商業衛星系統發起攻擊。時任俄羅斯聯邦航天局局長、俄羅斯國家航天公司總裁的羅戈津就曾指出：SpaceX 星鏈衛星系統的地面終端設備，曾“通過軍用直升機被交付給納粹團體‘亞速營’的武裝人員，以及在馬里烏波爾的烏克蘭海軍陸戰隊”。對此，羅戈津喊話馬斯克要負責任。對于任何國家而言，衛星都具有重要的國家戰略資產屬性。因此如果美國想親自下場直接與俄羅斯對抗，可以宣稱被攻擊的衛星屬于國家資產；反過來則可以說，星鏈系統屬于民間資產，從而能夠讓國家置身事外，避免沖突升級。因此，SpaceX所屬的星鏈系統參與俄烏沖突，對美國而言，其性質和后果是可控的，這就使美國外交、軍事等戰略的靈活性得到大大增強，為戰爭的發展及其走向提供了相當大的戰略回旋余地。
第三，有利于在輿論戰、宣傳戰、認知戰乃至心理戰、文化戰中占據優勢地位。
輿論戰、宣傳戰、認知戰、心理戰、文化戰是混合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夠極大地影響國際輿論風向和世界范圍內的民意傾向和價值判斷，從而影響戰爭進程。
商業航天作為一種民間力量，對戰爭的態度和行為，一方面體現的是獨立于國家官方表述的民間意見、價值判斷和心理傾向，表達的是民間力量所主導的對戰爭的認知和看法，起碼從表面來看，具有相當程度的民意基礎。例如馬斯克在俄烏沖突中積極支持烏克蘭的種種行為，都對國際社會尤其是民間輿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另一方面，基于西方輿論的傳統機理和運行模式，人們更信任和偏向接受非官方的或者說獨立的信息和評價。
在俄烏沖突中，西方商業航天公司向全球新聞媒體提供了大量不利于俄羅斯的、具有強烈傾向性的衛星圖片和數據，從而形成了西方在輿論戰、宣傳戰、認知戰乃至心理戰、文化戰中的不對稱優勢。
因此，從俄烏沖突中可以得到的一個重要啟示：商業航天在未來戰爭中的角色，實際上是處于混合戰爭中的一個交叉地帶，雖然從表面上看，并非直接介入沖突，但卻是混合戰爭中一個舉足輕重、不可或缺的參與者。這是以SpaceX為代表的西方商業航天公司介入俄烏沖突為現代戰爭形態帶來的最為重要的改變之一。
此外，商業航天的深度參與，也為俄烏沖突打上了高端戰爭的標識。所謂高端，即高技術加持。西方商業航天公司以代表現代最高科技水平的信息化手段和技術，幫助烏克蘭在與一定程度上仍停留在機械化軍事時代的俄羅斯的對抗中，獲得了軍事信息和情報層面的相對優勢。
凡此種種，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基本判斷：商業航天已經或者正在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國家戰略性力量，并扮演著新的現代戰爭形態的重要塑造者的角色。
三、從俄烏沖突戰場看作為國家戰略性力量的商業航天
我們簡單回顧一下俄烏沖突中商業航天所體現的作用和價值。
在此次俄烏沖突中，西方擁有的大量商業遙感衛星和通信衛星都大顯身手。如，麥克薩公司星群；行星實驗室公司的鴿群星座、快眼星座、天眼星座；以及被整合在空客防務與航天公司旗下的，已經形成完整的對地觀測能力的歐洲原本獨立經營的6個商業遙感星座，包括光電和雷達衛星，以及歷史悠久的SPOT衛星系列等，都在戰爭當中提供了重要的影像情報。
至于星鏈系統在俄烏沖突中發揮的顯著作用，已經有大量文獻進行了評述和分析。戰爭爆發之初，SpaceX就緊急向烏克蘭提供了數十臺星鏈終端，并開通了服務。6月初，馬斯克公布的對烏提供的終端數達到1.5萬臺。這些終端維持了烏克蘭社會和烏克蘭軍隊一定程度上的信息化水平。星鏈在烏克蘭的很多城市部分恢復了當地的網絡連接，甚至出現了烏克蘭市民圍著星鏈終端上網的場景。星鏈也成為烏克蘭軍隊戰場通信的重要手段之一，一些烏克蘭軍人帶著星鏈終端行軍，作為接受情報和指令、上報消息和動態的主要手段。
事實上，早在沖突爆發之前，西方商業衛星就已經成為美國方面的政治和軍事工具。從2021年底開始，美國的主流新聞媒體就開始發出預警，認為俄羅斯正在籌備一場針對烏克蘭的進攻。這輪輿論浪潮，大量使用了美國兩家商業遙感衛星公司的產品，也就是麥克薩公司的高分辨率衛星群和行星實驗室公司的中分辨率鴿群星座提供的衛星圖像。前者可以清晰分辨和清點俄軍集結數量、裝備類型；后者的高時間分辨率，讓人們感受到了戰爭正在步步逼近。
圖1 麥克薩公司衛星拍攝的2月10日，戰前克里米亞地區，辛菲羅波爾北部的Oktyabrskoye機場部署的的裝備和部隊
此外，在圍繞俄烏沖突的衛星圖像分發中，可以發現一個顯著的特點——幾乎所有的圖像，都是不利于俄羅斯方面的。這不僅僅是因為西方掌握了社交媒體的話語權，也是因為圖像獲取能力的嚴重不對稱。這就讓雙方用衛星圖像影響輿論的能力，產生了極大的懸殊。在所謂的輿論戰、認知戰、宣傳戰當中，使俄羅斯明顯處于下風。
反觀俄羅斯方面的情況，卻乏善可陳。俄羅斯不但沒有任何商業遙感衛星，在軍用遙感衛星的應急發射上，也遭遇了挫折。4月29日，俄羅斯發射了宇宙2555號偵察衛星。但是到5月16日，國外觀察家發現衛星的軌道不正常，隨后，據網絡消息稱，衛星再入大氣層燒毀。一方有充足的衛星圖像可以分發運用，一方卻沒有足夠的衛星偵查手段，這也是俄羅斯方面在此次沖突中處于某種情報劣勢的重要原因。此外，俄羅斯軍隊在衛星通信應用上，也不夠普及，導致野戰通信能力嚴重匱乏。不但如此，俄方試圖干擾星鏈系統運行的努力，也沒能成功。
圖2 5月10日，馬斯克在推特上發布推文稱：“迄今為止，星鏈一直在抵抗俄羅斯的網絡戰干擾和黑客攻擊，但對方正在加大努力。”
由此，從商業航天的視角來看，以SpaceX為代表的眾多西方商業航天公司全面、深入、持續地介入俄烏沖突，或許標志著這一戰略性新興產業正在或已經超越其單純的經濟與科技層面的意義與作用，而進入全球地緣政治和軍事博弈的舞臺，凸顯其作為國家戰略性力量的價值和前景。這對于其他國家如何定位商業航天，如何看待商業航天的地位和作用，必將帶來深遠的影響。尤其對于發展方興未艾，但依然存在諸多理論與實踐困惑的中國商業航天來說，具有相當強的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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