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數字化轉型浪潮加速了新一代信息技術在企業中的普及應用，大量企業數據要素隨之產生。與此同時，數據的基礎性、戰略性價值得到各界廣泛共識，我國更是率先將數據確立為繼勞動力、土地、資本、技術之后的第五大生產要素。

在當前歷史背景下，國家對企業數據要素開放流通、促進企業數據要素價值釋放十分重視。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以下簡稱《數據二十條》），指出要建立合規高效、場內外結合的數據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2024年1月，國家數據局等17部門聯合印發《“數據要素×”三年行動計劃（2024—2026年）》，要求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推動數據資源有效配置，強化企業在激活數據要素價值中的主體地位。

對于“企業數據要素”的定義，學界普遍從數據的持有控制主體角度進行定義，張素華認為企業數據是企業在從事商業經營活動中所收集和管理的數據集［1］；孟天廣等認為企業數據指由企業持有并控制的數據［2］。對于“數據要素開放流通”的概念，何金海［3］將企業數據開放定義為企業向外部提供數據的行為；高富平［4］認為數據流通是將數據面向他人提供或使他人接觸或使用數據。對于企業數據要素開放流通確權理論，程遠航［5］、劉震［6］、李軍［7］等學者圍繞數據一元主體論、數據二元主體論、數據多元主體論等觀點進行了分析，從數據要素開放流通視角看，多元主體視角有利于規避主體權益對流通靈活性的限制，但由于多主體涉及利益鏈條復雜，難以有效保護主體權益，因此相關理論基礎仍有待研究完善。對企業數據要素開放流通價值的研究，學界一致認為企業數據要素開放流通是發揮其內在價值的必要條件，朱海洋［8］認為數據作為生產要素，流通共享是其持續保持高價值的必然要求；汪淵智［9］等提出要將促進企業數據流通作為配置企業數據權利的核心目的。針對企業數據要素開放流通方案的研究，方興［10］、吳信東［11］等學者介紹了數據在單一主體和多主體間流通的數據集市模式，該模式能夠精確控制數據口徑，提升數據質量，更容易滿足數據需求方的要求，但其弊端在于主體及數據口徑受限導致的數據價值的開發利用不充分；鄭丁灝［12］介紹了數據交易所場景下的多對多數據流通，這種模式能夠一定程度擴大數據流通范圍，幫助更多主體觸達并利用數據，但當前數據交易市場面臨制度、技術、市場等方面的多重挑戰，存在交易規模不足、供需錯配等問題，發展不如預期。

數據空間是近些年興起的一種新型數據流通模式，自2005年Franklin［13］提出數據空間概念后，數據空間理論快速延伸并發展至產業界，目前歐盟、日本、中國分別提出了國際數據空間（International Data Space, IDS）、互聯工業開放框架（Connected Industries Open Framework, CIOF）和可信數據空間（Trusted Data Matrix, TDM）三種數據空間解決方案，其中以歐盟IDS方案提出時間最早，應用實踐最成熟［14］。數據空間方案結合企業數據開放流通中對數據使用控制、落地運用、安全可信的要求，實現多對多的數據流通，是目前企業數據要素流通領域的重要研究方向。

基于學界共識，本文將企業數據要素的開放流通定義為“面向企業外部提供，或使外部接觸或使用企業數據”。回顧過往研究發現，現有研究內容多偏重于對單點問題的論述或研究，對我國企業數據要素開放流通情況的系統性梳理與總結相對匱乏。本文將全面深入總結我國企業數據要素開放流通的現狀成因，并基于IDS架構給出解決當前企業數據開放流通問題的數據空間方案，以期為當前我國企業數據開放流通事業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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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

李嘯宇，夏磊，呂東陽，逯登成，李曉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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