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區域協同立法作為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實施的保障手段，是指兩個及以上地方行政主體為解決跨行政區的公共事務問題共同作出的相互協調、相互配合的立法活動。現行經濟法學科對區域協同立法研究側重于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過程中經濟秩序構建［1］、區域協調發展制度與市場統一的相互關系［2］，以及制度定位［3-5］、協同立法下地方立法沖突解決［6］等方面，其論證以回應經濟需求、社會需求為邏輯起點，詮釋“差異化發展”“均等化發展”的法理基礎。但區域協同立法研究的實踐樣態分析主要源于科層制下京津冀地區、長三角地區、中部六省地區、東北三省地區等對象，較少對“一國兩制”下非科層制與科層制結合的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立法開展研討。與傳統區域協同立法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區域協同立法仍需考慮社會制度差異背景下所形成的法律制度、法治手段差異，兼容不同法域間正義、效率、公平等概念分歧。由此而言，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立法的難題在于平衡滿足各方經濟體制的穩定性與連貫性需求的同時，卻仍依賴地方主體調整地方經濟制度來實現區域經濟規則協同,以及在區域經濟秩序、區域市場建設上確立一致性方向等目標。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立法始于《內地與香港、澳門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香港特別行政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關于建立更加緊密經貿關系安排》（CEPA）。該協定催生內地與香港、澳門在貿易領域中形成跨法域規則制定上的共識以及跨法域協同立法模式的雛形。從功能視角而言，CEPA成功證成經濟協定在改善各地貨物供求、市場建設等利益需求上具有正面、積極作用，凸顯功能主義為先的立法邏輯在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立法的可行性與必要性。在區域發展領域，“功能主義的法治實踐”正在促進區域經濟法這類“新型法律”的形成與演進［7］。法治手段對區域經濟影響，亦反哺區域法制共識統一。發展是協同發展戰略的首要價值，區域協同立法領域也應具有優先順序，其應根據世界經濟發展潮頭為參照。現今而言，爭取數字經濟領域的協同發展則是區域協同發展的第一任務。伴隨數字技術嵌入實體經濟，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已推動政府、社會、經濟結構變遷，串聯形成不同領域的數據要素。數據要素的商品化與產品化，令數據要素具有其獨特的使用價值，成為企業實現擴大生產以及企業資產評估的重要參考，但亦亟需依賴自由、安全兼并流通路徑最大化實現數據的使用價值。面臨再生產的資本需求，港澳已事實上成為數字產業吸納資本與數據市場互通互聯過程的重要一環，也顯現對粵港澳大灣區內部數據要素有效流通，以及大灣區各地數據流通他國的隱性立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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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

袁達松，梁競霆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北京100875 ）